这样一台超级虚拟计算机，其所有晶体管数量高达10万万亿支。
如果说法律是有关时间拘束的社会技术，那么，信息时代无时间性特征的强化，将对法律的运作与功能产生革命性影响。参见［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71、343页。
知识产权正取得法律部门的核心地位，传统民法的人、物、债三分法面临重构性调整。(20) (一)拓扑学式的非线性法律秩序 首先，在当代，法律系统已经突破领土分化的逻辑，获得全球范围发展的动力。第三方面，有关艾滋病药物专利权保护的争论，不仅仅是某国国家法与专利持有人的冲突(如发展中国家与跨国企业专利持有人)，也不仅是两大国际机构的冲突(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不同合理性标准的内在冲突(经济合理性标准与卫生健康合理性标准)。(13)这既是信息爆炸、创新迭出、设计密集的时代，也是围墙高筑、知识垄断、资本绞杀的时代。(23)参见［德］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特别是序言与第五章。
第一方面，信息时代使传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愈益模糊。当代法律全球化已不再取决于主权的承认，17世纪以降主权政治与领土政治的逻辑将受到多方位的挑战。贝克给出了一条格言式的隽语：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
（p.219）我们必须选择那些发展的变量，不封闭未来，而将现代化进程自身转化为一个学习的过程。它们包括了建构身份和风险评估的规则、机构和资格，它们是法律、知识和文化的策源地，风险政治在这里被建立起来。贝克曾指出，过去，我们采用所谓污染者补偿原则作为认识和消除风险的方法。当人们看到四周世界崩溃的时候，就会更加期盼铁腕的出现，对秩序和可靠性的渴求将复活过去的幽灵。
《风险社会》的读者常常关注的是前两个关键词。如果不控制我们必需的研究自由，我们又如何防止将来人类遗传性的逃避主义呢？对此，贝克认为，通过扩张亚政治的可能性，并提供法律保护，以施加影响。
只要科学本质上还可以在科学内部成功地处理错误、过失和对其实践结果的批判，就未必意味着丧失了任何科学理性要求的可靠性。各种社会力量在这里展开政治角逐。界定风险的社会关系（Relation of definitions）的概念是风险社会中生产关系（卡尔·马克思）的平行概念。较立法权和司法权而言，行政权具备适合作出判断（风险评估）的法定程序和组织。
学习的前提是信息的共享和传播。（p.95） 废黜科学的不是它们的失败而是它们的成功。贝克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说，对垃圾中有毒物质的报道，如果突然上了头条，就会改变政治议程。[③]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将时间大致确定在15世纪。
[25] 参见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载于《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229页。在传统的实体法原理中，人们希望通过禁止过度干预或介入不足的比例原则来控制国家的行为。
其核心的背景条件当然包括强有力和独立的法院，以及强有力和独立的媒体及其所需的所有东西。在这种情境中，《风险社会》一开始就提及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于1986年4月26日发生，震惊世界，更是在欧洲人心中留下了极大的恐惧。
[⑩] Modern、Modernity和Modernization是《风险社会》的重要术语，但其译法也有分歧。因此，需要持续性的学习，理解自身的非知，并不断地获取新知。顺便提及，日译本将Risiko翻译成危险，尽管其已作出特别说明（第462-463页），也仍然受到批评，日本学者现在多用片假名（リスク）来音译，而不再翻译成对应的词语。[21] 参见〔日〕下山憲治：《不確実性の条件下における行政決定の法的制御に関する一考察——ドイツにおけるリスク制御の理論分析を中心にして》，载于《行政社会論集》第17卷第3号，第7、25页。首先，要有方法论上的觉醒。（p.291）目前，企业的民主治理已成为较为广泛地展开。
其次，在风险规制中，法律应当变更对传统合法性、确定性的追求，保留学习的机会，寻求对基本权利的动态保护。诸多中文介绍中均将Relation of definitions译为定义关系或有关风险的定义关系（后者如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载于《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211页），更易于理解的译法可能是界定（风险）的社会关系。
批判的基础不是过去的传统，而是未来的威胁。来源：《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第165-175页。
中文以前也常常混用近代和现代，但现在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等多数只用现代化来翻译Modernization，其主要理由在于现代化并非时间的概念。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组建成绿党的全国性组织，并于1983年进入国会。
科学宣称自己的中立性，为决策的公正科学提供基础。贝克说，哪里的现代化风险被承认，哪里的风险就发展出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工业受其影响，运作决策和生产方式可以同时受到公开的批判，并因为丢失的市场份额而被迫为其措施提供非经济的和论证性的辩护。Modernity可译作现代性，一如《风险社会》的中译本那般。
第二，风险界定和陈述的政治化。贝克在全书的最后指出：我们将创造法律和制度的条件去促成社会学习和实验的持续过程，以继续对抗现有的约束。
[⑧] 风险因其现代性、社会性或人为性、不确定性、系统性、广泛联系性和因果循环性而区别于危险。政治必须保护并拓展社会和民主权利已经实现的层次，使其免受侵犯，甚至是来自政治阶层自身的侵犯。
什么被看作需要和风险，成为在核电站和火力发电站、能源保护措施和替代性资源等不同选项之间进行抉择的核心问题。 一、贝克的风险 人类自产生以来似乎一直与风险相伴，在抵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
工业社会中，国家及其法律仅限于防止并消除危险。[?] 〔英〕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他认为，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贫困饥饿大抵不复存在，但人为风险的威胁却更为严重，没有阶级差别，也跨越国界。
采取预防措施，让本来无法控制的事情变得可以控制。从风险社会的外部环境而言，法律应当保证学习的机会，保障学习的机制。
很多科学家确实在以其客观理性的全部动力和悲情去工作，但他们的界定中政治成分和他们追求客观性的努力程度成比例增长。在风险规制中，决策需要前提性知识，而创造这种知识的程序则是一个学术系统、专家与决策的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制度性协调的过程。
科学和政治在这里应当如何因应，走出风险社会的阴影而实现自身的救赎，贝克对此也有自己的思考。[12]概括而言，风险社会的形成意味着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意味着工业社会模式的解体。
